精神分析的危机

2019-8-3 19:13:00  67阅

弗洛姆 精神分析的危机 ——论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社会心理学
  前言
  一、精神分析的危机
  二、弗洛伊德的人的模式及其社会决定因素
  三、马克思对人的认识的贡献
  四、人道主义的计划
  五、俄狄浦斯情结:评小汉斯病例
  六、母权论在今天的意义
  七、母权论及其对社会心理学的现实意义
  八、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和功能
  九、精神分析性格论及其对社会心理学的实质作用
  后记
前言
  这本论文集收集了我在1932年至1969年间的不同时期写成的论文,这些论文由于论述了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共同主题而形成了一个整体。之所以决定出版这些最初在德国发表的论文,是因为它们仍然是最完全、最恰当的关于理论基础的陈述,我后来关于该学科的工作正是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的。在我看来,这些论文在今天尤为逢时,因为当今在这个论题上,特别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之间的关系上有大量的探讨,我担心这场讨论有时陷入外行、混淆视听。对于这些早期论文,除了在今天我将不会使用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来写之外,几乎没有要作变动的地方;而这对于思想主流也无关紧要。我抵挡住了对这些论文的内容作任何修改的诱惑,但在注脚中指出了它们呈现的原来风貌与我现在的观点之间的差异;我所作的唯一变动是把那些显得过分冗长的段落或那些于今无裨的剖毫析芒的论述加以删节。
  开篇的长文《精神分析的危机》是专为本书而写的,此外还有《母权论在今天的意义》以及《后记》也是如此。《精神分析的危机》主要探讨了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治疗方法,该文象第2篇关于弗洛伊德的人的模式的主旨一样,试图分析精神分析学发展的社会决定因素。
  各章之间也有所不同,因为它们是在不同的时刻所写的。正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各章不仅在风格上有所差异,而且还存在一定的重复。通过删节本来可以避免这一点,但这将会破坏每篇文章的特色。祈望读者对此海涵。尤其因为,虽然不时地会出现一些重复的论断,但它们并非千篇一律,思想的表达往往在某一点上比另一点更充分,故而可以用一个思想来阐明另一个思想。
  《精神分析的危机》这篇论文总结的一些观点在一个更大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篇尚未发表的东西标题暂定为《人道主义的精神分析》,这部分内容得到了美国公共卫生署下属的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支持,授予了第5ROIMH13144-02号研究拨款。
  我衷心地感谢霍尔特、莱苗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的约瑟夫@坎尼先生,他对编辑这部书稿给予了最大的帮助和最大的理解;衷心感谢杰罗姆@布拉姆斯博士,他帮助作者探讨了自我心理学。
  埃里希·弗罗姆
  1970年1月
一、精神分析的危机
  当代精神分析学正经历着一场危机,从表面上看,它表现在要求去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训练的学生和从精神分析家那儿寻求帮助的病人减少了。近几年来,涌现出许多颇有竞争力的治疗方法,它们声称能取得更好的疗效并能省时节钱。十年前被城市中产阶级视作能解除精神烦恼的精神分析家现已被他们的竞争对手迫入守势,在临床医学方面正在丧失垄断地位。
  为了正确评价这场危机,有必要回顾一下心理分析疗法的历史过程。半个多世纪前,精神分析学开辟了一块新的领域,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在这之前,只有精神病或患有痛苦的社会障碍病的人才能得到精神病医生的治疗。当时,不太严重的精神病人只能由牧师或家庭医生治疗。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求人们自己处理自己的病情,在必要的时候还得默默地自我忍受。
  当弗洛伊德开始他的临床工作时,他治疗的病人是一些通常意义上的“病人”,他们患有恐惧症,强迫性神经症,歇斯底里症等恶化病症,有些甚至不是精神病人。后来,精神分析慢慢地开始将它的方法扩展到那些传统意义上并不算作有“病”的人。“病人们”带着诸多的抱怨,如不能享受生活乐趣,不幸福的婚姻,遇事则焦虑,痛苦的孤独感,不能胜任工作等,来到治疗所。与过去的诊断相扳,这些抱怨都被归于“病”,新型的“治疗者”──精神分析家──将照料这些“难以生活”的人。在此之前,通常认为这种症状不需要职业医生的帮助。
  这一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它最终在城市中产阶级,特别是在美国生活中成了非常重要的因素。直到最近为止,城市亚文化群中的人“有自己的分析者”已成为“常事”。人们犹如习惯去教堂和庙宇一样,也习惯于在“长沙发躺椅”上花大量时间。
  精神分析有这些繁荣景象是容易理解的。当今世纪是“焦虑的时代”,寂寞感和孤独感日益增长。宗教的崩溃,表面上看来政治的无用、完全异化的“驯服者”的出现,使城市中产阶级丧失了在这个无意义世界中的明确目标和安全感。虽然有些人仿佛在超现实主义,激进政治或禅宗佛教中找到了新的明确的目标,但清醒的自由派人士则一般都在寻找着一种哲学,使他们能赞同但又不致于根本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即,使自己不至于同朋友和同事们相比有什么“两样”。
  精神分析能满足这种需要。即使病状未被根治,病人也会感到很大的宽慰,因为他能与耐心听他诉说并多少同情他的人交谈。分析者的收费只是病人小小的损失,也许这根本不是损失,因为人们付钱恰恰证明这种疗法是严肃的、可尊敬的,并且是有指望的。除此以外,它的威望也是高尚的,因为从经济角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奢侈商品。
  分析者提供了宗教、政治和哲学的替代物。据说弗洛伊德已发现了生命的全部奥秘:无意识、恋母情结、孩提经验在成年时的再现;一旦人们理解了这些概念,就不存在神秘的或可疑虑的事物了。人有点象秘教的成员,而分析者则像神父;人躺在沙发上接受分析治疗,会感到不那么疑惑,也不那么孤独了。
  这种方法对那些并不患压抑症而只是一般不适的患者特别有效。为了以任何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获得改观,后者不得不想象非异化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想象如果将生活集中于“存在”而不是“有”和“用”,那么它意味着什么,这样一种想象要求对社会,对它公开和隐匿的准则、原理持激进的批判态度。这需要有勇气割断那些舒适和保险的联结,有勇气发现自己只属于少数人的圈子;这也需要更多的精神分析家,他们自身未陷入被电子计算机控制的工业社会生活中的心理的和精神的混乱。
  人们常常能在病人和分析者之间发现一项“君子协定”,他们双方都不真正地愿意被彻头彻尾的新经验所震动。他们满足于微小的“改善”,他们的无意识中相互感激,因为他们都没有公开无意识的“共谋”而互相感谢。只要病人一来交谈和付钱,分析者便倾听和“解释”,他们遵守游戏规则,而游戏本身对于他们双方来说都是可接受的。再者,分析者的存在事实上往往被用于避免可怕而不可避免的生活现实;人们必须作出决定和冒险。当一个艰难的──甚至是悲剧性的──决定不能避免时,人们便沉溺于精神分析,以求将现实中的冲突转入需要“进一步分析”的“神经病”领域中,有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这类决定消失为止。为数众多的病人并不怀疑被分析者,而分析者也不怀疑病人。既然没什么东西可动摇他们的“和平”共处之舟,那些无意中参与这一“君子协定”的人也就不会想到怀疑它。另外,因为精神分析家日益确信能拥有大量的病人,他们中许多人就越来越懒散和相信市场假相:他们的“使用价值”一定很高,因为他们的“市场价值”很高。由于强大而享有威望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支持,所以许多人相信,他们经过从入学到毕业典礼的整套仪式后便掌握了“真理”。
  这样说是否暗示精神分析并不给人们带来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它本身是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绝不是这个意思,这只是指一些开业者和病人滥用分析疗法,而不是指其他人成功地进行的严肃工作。确实,轻易否定精神分析疗法成功的人说得更多的是某些赶时髦的作者很难领会精神分析处理的复杂材料,而不是精神分析本身。在这一领域里,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什么经验的人所作的批判经不起分析者凭证据进行的反驳,这些分析者正观察了大量从其所抱怨的烦恼中解剖出来的人。许多病人已体验到一种新的生命感和接受愉快的能力。除了精神分析外,没有其它的方法能导致这些变化。当然,精神分析对其他人毫无用处,有些人的真正变化是和缓地发生的。但这里不是在统计精神分析疗法的成功率。
  许多人被一种关于快速而又便宜的“治愈”方法的许诺所吸引,这并不奇怪。精神分析已向人们展示了痛苦可通过职业帮助而减轻的可能性。随着精神分析类型朝着更“有效”、快速和“群体活动”方向的变化,新的治疗方法必将非常吸引人,它将旧的精神分析者那儿拉走一大批潜在的病人。
  至此,我仅仅涉及了一些当前精神分析危机的明显和表面的原因:大量开业者和病人对精神分析的误用。要解决这一危机,至少在现有水平上,只能要求对分析者和病人作更严格的挑选。
  那么,有人必然要问:对精神分析的这种误用是如何产生的?我已试图作出了一些很有限的回答。然而只有当我们从表面现象转入深层危机,──精神分析从这危机中发现了自身──才能对这一问题作出圆满的回答。
  产生深层危机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精神分析从一种激进的理论转变成了守旧的理论。精神分析起初是一种激进的、深刻的和开放的理论。但它慢慢丧失了这一特点,停滞不前了。它没能发展其理论,以回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境遇变化的问题,而是退回到了因循守旧和寻求受人尊重的状态。
  弗洛伊德理论最有创造性和最富于变革性的成就就是建立“关于非理性的科学”,即关于无意识的理论。就像弗洛伊德本人所认识的那样,这是哥白尼和达尔文(我想再加上一个人:马克思)的工作:他们抨击了人类关于地球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人类自身在自然界和社会中地位的错觉;弗洛伊德则对遗留下来而未被触及的最后一个堡垒──作为心理经验基本材料的人类意识发起了攻击。他指出,我们意识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不是真实的,绝大多数真实的东西并不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唯心主义哲学和传统心理学受到迎头挑战。下一步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真实”的知识(理论物理学在这方面采取了另外决定性的一步,它攻击了另一种确定性,即关于物质本性的确定性说法)
  弗洛伊德并不仅仅笼统地陈述一般的无意识精神活动过程的存在(这一工作他的前人就已做过),而是通过揭示无意识在具体的可观察的现象中的活动:神经病症状、梦、日常生活的琐碎行为,从而凭经验证明无意识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无意识理论是有关人的知识和我们识别人类行为中的实在与表象的能力的最有决定性的步骤之一。其结果,开拓了一个新的关于真诚的领域,同时,为批判的思维创造了一个新的基础。在弗洛伊德之前,人们认为,判断一个人的真诚与否,只要知道他的意识倾向就足够了。而在弗洛伊德之后,这不再是足够的了;事实上,意识倾向只是微不足道的。在意识背后潜藏的隐秘的实在──无意识才是人的真正意向的关键。通过分析一个人(或检验一个人的行为时应用分析的观点),从根本上对摇了资产阶级(或其它阶级)尊严这一传统观点的虚伪性与欺骗性。凭借一个人的良好意向已经不足以判断他的行为了,这些良好意向即使主观上完全是真诚的,也应置于进一步的详尽调查之下;每一个人都面临这么一个问题:“隐藏在背后的是什么?”或更确切一些,“你自身背后的你是谁?”事实上,弗洛伊德以新现实主义的精神使得“你是谁,我是谁”的问题的探讨成为可能。
  但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被深深的内存矛盾所困扰。弗洛伊德开辟了理解“虚假意识”和人类自我欺骗的道路,因此他是一位激进的思想家(虽然不是革命的思想家),他在一定的范围内超越了他所处的社会的限制。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批判社会,尤其是他的《一个幻象的未来》。但他也深深地植根于他所处历史时期的和阶级的偏见与哲学观念之中。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主要是被压抑了的性欲活动地区,“真诚”主要涉及儿童时代的“里比多”的变化。他对社会的批判局限在关于性压抑的问题上。弗洛伊德在他的伟大发现方面是一位勇敢的、激进的思想家,但在这些发现的应用中受到了一种绝对信仰的阻碍:他认为他所处的社会,虽然根本不能令人满意,但却是人类进步的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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