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钟暮鼓

2019-8-3 19:06:00  309阅

  钟鼓,作为具有我国传统特色的礼器和乐器,早在商周时代即被广泛运用。无论朝会、庆典、祭祀、征战;都必须撞钟击鼓。甚至在《诗经》的开篇《关雎》中,当君子得到梦寐以求的窃宛淑女之后,也是“钟鼓乐之”。
  先秦著名的礼制典籍《周礼》中记载,为了敲钟击鼓礼仪的需要,当时已有钟师、鼓人之设。《春官宗伯第三》说:“钟师,掌金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凡祭祀、绝食奏‘燕乐’、”《地官司徒第二》说:“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在当代的佛教寺院,榴牙高啄的钟楼和鼓楼上,也设有专司钟鼓的钟头和鼓头。
  佛教寺院敲钟击鼓是有仪规的。早晨,钟声继以鼓点;迟暮,鼓点继以钟声。“钟敲鹤起,鼓击龙飞”;“惊醒世间名利客,唤回苦海梦迷人”。寺院不仅把钟鼓作为实施佛教礼仪的重要法器,还在钟鼓声中注入了深沉的佛教教义。论其作用,这是寺院以外的钟鼓所远远逊色的。
  佛教自汉代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政治、伦理、哲学、文学、艺术和民俗等传统观念相碰撞、相协调、相融合,使外来的佛教逐渐演变成中国式的佛教。特别是佛教的礼仪,也越来越和中国传统礼仪相接近了。
  中国自古就是闻名于世的礼义之邦。春秋时期,儒家学说即以礼来敬事天地,以礼来维护周天子在诸侯中的宗主地位,也以礼来维系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 范和道德规范。《中庸》第二十七章中即竭力赞扬“圣人之道”所具备的“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而佛教在此基础上更有所发挥,竟在戒律上载明僧人应遵循“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实际上,这仅是个习惯用法,概括其多而已。
  在现代僧人所遵循的礼仪上,尚可寻求我国古代礼仪的某些轨迹。以见面礼为例,根据对方的身份,施行从简单到复杂的各种礼节。比如合十、问讯、顶礼、行十方礼,都可与中国古礼的拱手、作揖、跪拜、稽首九拜相对举,尽管在具体的动作上有些差异。再说僧服,也有礼服与常服之分,除了架缓以外,僧人所着的方袍、披肩、衫褂、鞋袜等,都具有我国汉唐到明清各代的特色。
  礼和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国自古重视音乐,《乐经》被奉为“六经”之一,汉代还设立“乐”掌管宫廷朝会及民间采风。佛教传入后,在原有梵呗的基础上大量吸取中国宫廷、民间音乐的丰富营养,使佛教音乐不断发展并传承下采。直到现在,寺院僧人在每天上殿、用斋和举行各种佛事时,都必须遵循礼仪;奏乐唱赞。据载,宋代的大儒朱熹“观于寺僧之斋供,而叹三代礼乐,犹独存于释氏”。古人都有此感慨,时隔千载,今人看见的差异就更大了。
  佛教的礼佃也体现在它所倡导的戒律上。为了与中国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相适应,宋代云门宗禅僧契嵩以佛教的“五戒”杀、盗、淫、妄、酒比之于儒家的“五常”仁、智、礼、义、信。据此可阐发为:本于仁者则不杀,奉于义者则不盗,执于礼者则不淫,守于信者则不妄,师于智者则不酒。奉执不杀者,不求仁而仁著;不盗者。不忻义而义敷;不淫者,不祈礼而礼立;不安者,不慕信而信扬;不饮酒者,不行智而智明。从而大大缩小儒、佛两家在伦理观念上的差别,使佛教更能被社会所接受而得到弘扬。
  佛教礼仪还体现在它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方面。为了与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相适应,佛教还把许多佛事活动与儒家推祟的孝行结合起来。比如根据西.晋竺法护译的《盂兰盆经》,在每年阴历七月十五日隆重举行“盂兰盆会”,大力宣扬孝道。并使之成为中国佛教的盛大法会和民间大众的传统习俗。
  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反之,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无不影响着佛教,并使佛教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学者说:“不懂佛学,就不懂汉魏以来的中国文化。”这种见解是很有道理的。佛教礼仪是佛教文化的核心。通过这些礼仪,又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熠熠光辉。
  本书所讲的佛教礼仪,突出了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佛寺仪轨,包括建筑格局、佛像安排、管理机构及其人员的设置。二是丛林规制,包括僧人在寺院应遵守的修行规范、生活制度和礼节威仪。三是佛门戒法,包括各种戒律的区别,以及皈依三宝、剃度出家,直到受“三坛大戒”的全过程。四是佛教用品,包括僧人在穿的衣服、用的物件和作佛事的乐器等方面的分类和规定。五是佛事法会,包括作各种佛事法会的具体内容、仪轨及佛教的节日庆典等。
  通过上述介绍,仅能得知佛教礼仪的大体风貌。孔子说:“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f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苟子说:“人无礼不往,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在我国古礼大多废弛的情况下,独有佛教礼仪还在丛林寺院中保存和实行着,这种文化现象是值得研究的。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今天,产生了新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古代那些繁琐的礼仪是大可不必要的。但作为历史遗留下的文化遗产,我们可去探讨它存在的哲理。也许,这对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是有借鉴之处的。
  佛寺仪轨
  佛教于汉代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同时也制定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中国佛教礼仪。礼仪包括礼制和仪制,这里得先从中国佛寺的建筑仪制谈起。
  寺,本为中国古代掌管某项事务的官署的通称,如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之类。据说,在汉明帝水平十年(67年),明帝曾请摄摩腾等僧人到洛阳,由掌管宾客朝会礼仪的鸿胪卿负责接待。不久,又单独修建白马寺,作为安置外国僧人的馆舍,白马寺即成为中国佛寺之始。以后的佛寺,大都是按照古代官署的布局建造。此外,还有一些官员和富人施舍现成的住宅为寺,因此佛寺也具有古代住宅院落的建筑特色。鉴于以上原因,中国汉地佛寺的建筑布局,在近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基本上采取了中国古代官署和口传统院落的形式。同时,一寺之中可以有若干院,建筑规模较小的寺也叫做院。比丘尼住的院多称为庵。
  这种佛寺布局,一般是坐北向南,山门和各殿都在一条中轴线上,两旁是基本对称的廊屋。比如具有三重院落的佛寺,中轴线上的建筑一般为山门殿、天王殿、大雄殿、藏经楼,两旁的建筑有钟楼和鼓楼、客堂和禅堂、斋堂和库房、方丈和祖堂等。较大的佛寺,有四重以上的院落,甚至还具有两条中轴线的建筑群。现以我国保护最完整的一处禅宗寺院棗四川新都宝光寺为例:
  此寺坐北向南,共占地10万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由五重院落和比邻的十二座院落组成。中轴线上的建筑依次为照壁、山门殿、天王殿、舍利塔、七佛殿、大雄殿、藏经楼(楼下为法堂和戒台)、紫霞山。舍利塔两旁为钟楼和鼓楼;七佛殿两旁为客堂和云水堂;大雄殿两旁为斋堂和戒堂,两翼为库房和禅堂;藏经楼两旁为祖堂和影堂,两翼为东方丈和西方丈。
  经钟楼前的“天台胜境”牌坊东行,穿过曲折的红墙,可通罗汉堂和自成体系的净土院(此院中轴线上的建筑依次为寿佛殿、极乐堂、念佛堂);经鼓楼前的“庐山遗迹”牌坊西行,穿过曲折的红墙,可通普同塔院和由若干座本寺历代住持僧骨塔组成的塔林。寺院的北、东、西三面均为竹木林园。
  宝光寺创建于唐代,以后历代迭经培修和重建。但至今仍保存了我国早期佛寺“寺、塔一体,塔踞中心”的典型布局。这种布局在全国众多的佛寺中已很难见到了。
  殿堂及其佛像
  寺院殿堂的设置及所塑佛像,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宗派都各有差异,但大多具备以下相同之处。
  山门殿 寺庙的大门沿称为山门。山门一般有三道门,象征佛教“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山门内,两侧龛中各有一尊执金刚杵护持佛法的天神,名叫金刚力士。据《大宝积经》说,金刚力士原为法意太子,他皈依佛法后,成为佛的五百名随从侍卫的首领。因为他普闻一切诸佛秘要秘迹之事,又称密迹金刚。金刚力士只有一位,为了符合中国人讲对称的习惯,后来添上一位,成了两位。
  有的寺院,在殿内两侧还塑有伽蓝神或对寺院有特殊功德的地方名人。
  天王殿 殿堂两边塑着身材魁梧高大的“四大天王”。他们的形象,在各个时代、各地寺院所塑的不完全一致。但普遍的形象为:南方增长天王,青脸,持青光宝剑;东方持国天王,白脸,抱碧玉琵琶;西方广目天王,红脸,握混元珠伞;北方多闻天王,黄脸,托黄金宝塔。
  殿堂正中一直塑的是弥勒佛,因此也有把天王殿叫作弥勒殿的;弥勒佛头戴宝冠,身披璎络,手结成佛印,跌坐于莲台之上。但是许多寺院,特别是净土宗和禅宗寺院,塑的不是弥勒佛的本来面目,而是他的化身棗五代时的布袋和尚。他手持念珠,翘腿而坐,胸腹袒露,笑容满面,给人以和蔼可亲之感。
  弥勒佛背后,多设龛供奉护法韦驮像,正对大雄殿。
  大雄殿 或称大殿,即寺院的正殿,殿中塑像各寺院略有差异。
  中间:有的塑“一佛二弟子”,中为释迦牟尼说法坐像,左右分别为迦叶、阿难尊者侍立像。有的塑“横三世佛”,中为婆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左为东方琉璃世界的药师佛、右为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有的塑“纵三世佛”,中为现在的释迦牟尼佛、左为过去的迦叶佛、有为未来的弥勒佛;
  两侧:多塑十八罗汉,壁间也有塑五百罗汉的。
  背后:有的塑阿弥陀佛,他左手下垂,接引众生,右手当胸,掌托莲台。有的塑“弥陀三圣”,中为阿弥陀佛、左为观音菩萨、右为大势至菩萨(若另设殿堂则叫弥陀殿)。有的塑观音菩萨,通常为“海岛观音”。她手持杨枝净瓶,立于普陀洛伽山海之间;两边还塑有善财童子和龙女;其后壁塑《普门品》中观音菩萨救八难的景象(若另设殿堂则叫观音殿)。有的塑“三大士”,中为骑吼狮的观音菩萨、左为骑青狮的文殊菩萨、有为骑白象的普贤菩萨(若另设殿堂则叫三大士殿)。
  说法堂、藏经楼 一般都是堂楼结合,具有两种功能的宏伟建筑。下面是说法堂,堂中设有高大的法座,法座的板屏上画着勇猛的狮子,因狮子吼象征佛说法。法堂左右设钟鼓,以备法师说法时叩击。
  上面是藏经楼,庋藏着佛教经、律、论三藏典籍及其它法宝、法器,此楼除了特许“阅藏”者外,一般僧人是不得随意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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